探险家的故事：斯文赫定的探险故事
斯文.赫定是闻名中外的瑞典地理学家与探险家，1899-1902年沿著塔里木河进行勘察，在罗布泊附近发现楼兰古城遗址，而名震全球。是帕米尔高原的跋涉者，也是「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征服者。一生与中国关系密切，曾率领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中国西部的沙漠和高原地区进行多次考察，足跡遍及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寧夏和内蒙古等地，并深入雅鲁藏布江与印度河的源头，也是最早到冈底斯山探险并绘製详细地图的人。本书上下册近四十万字，是近七十年来中文出版界全新译本。
中亚腹地的探勘者：斯文.赫定
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的《我的探险生涯》(My Life as an Explorer)成书於一九二五年，当时他已经是花甲高龄，做為一个越岭冯河、歷寒曝暑的探险家或许已经太老，赫定自己也以為这将是他探险生涯的终结，他应该写一本书「总结」自己一生的探险活动，也给后来的「吾党小子」一些激励与教训;也因為这个心情，他在《我的探险生涯》书中最后结语说：「在此我便结束这本《我的探险生涯》，至於未来餘生将如何发展，且看全能的上帝摆布了。」
「全能的上帝」(the Almighty)却决定要创造一个不朽的探险家形象，事实上，赫定的探险生涯在老年还有高潮再起。一九二六年，斯文.赫定再度取得中国南京政府的同意，率领了一个由中国科学家和瑞典、德国、丹麦等科学家共同组成的「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又踏上往新疆的路途。(赫定上一次进入中国是一九○七年，再来时中国已经换了国号，也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民族意识与现代化的学术界逐渐成形，中国已不容许一个独行侠式的探险家在他家的「后院」来来去去。)
这一次的考察又歷时八年(1927-1935)，除了產生多达五十五卷的《中瑞科学考察报告》的大工程外，斯文.赫定自己也写下了做為《考察报告》前三卷的全景式描述五十万字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又另外写了几本膾炙人口的通俗作品《长征记》、《漂泊的湖》、《丝绸之路》，以及记录当时新疆「盛(世才)马(仲英)之战」的《大马的逃亡》(Big Horse,s Flight: the Trail of War in Central Asia, 1936)。
斯文.赫定完成第三次新疆探险时，这位「廉颇探险家」年纪已经七十;写完《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42)一书，他更是高龄七十七;但他还一直要活到八十七岁(1952)，才真正回到「全能的上帝」的怀抱。如果我们以為《我的探险生涯》真的是斯文.赫定的「生涯」，那可就大错特错，它不过是探险家生涯的「上半卷」而已。
但如果探险家斯文.赫定死於一次大战之前，寿命减半计算，他的探险家声誉却不会有丝毫逊色，只怕他的声望还会更高(除了在中国)。為什麼?
因為在一次大战以前，赫定的主要探险成就已经完成了;他入戈壁(并活著出来)，发现楼兰，寻找罗布泊，越喜马拉雅，绘製外喜马拉雅(Trans-Himalaya)山区地图，种种成绩早已化成浪漫传奇;他又结交公卿富贾，相识满天下，集荣誉於一身，成為当时社会的超人气巨星(罗斯福总统第一次被别人介绍到他时激动的说：「你该不是说，这就是那个赫定吧?」);而他写的书不仅题材惊险刺激，异地知识更是前所未闻，加上他妙笔生花，叙事娓娓动人，又兼能随笔素描，使他的著作每有出版总是世界性的畅销书。尤其是《我的探险生涯》出版时，他的传奇简直成了新一代青少年的偶像，每个少年「志在四方」的梦中，都藏著一个带眼镜、斯文坚毅的探险家形象。
如果斯文.赫定死於此时，他的荣光名望也许将来也会褪色，但不会有别的杂音。不幸的是，斯文.赫定度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他年轻时曾经在柏林求学，受业於地理学大师李希霍芬(Ferdinand Richthofen, 1833-1905)，对德国有著强烈的孺慕之情，使他在两次大战都站到德国这一边，弄得道德名誉大坏，二次大战后西方战胜国家特别有意冷落他，让他寂寞以终。但在中国，因為斯文.赫定在最后一次新疆考察时，尊重中国学术界的立场，把一个本属於西方强权的科学考察队伍，经过谈判后接纳了中国学者的参与和协助;当时西方中亚探险家大多反对赫定与中国科学界的合作，他们担心从此不能自由活动於中亚的舞台。斯文.赫定也许一开始也是同样的看法，但很快地他就意识到中国的变化，遂全心把这个由德国航空公司赞助的探险活动转為多国家与多学科的科学考察，这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后来证明是影响深远的。相形之下，斯文.赫定在中国的声望比较没有受到支持纳粹污点的影响。
近年来，研究探险史的学者却也有為斯文.赫定「翻案」的倾向;他们认為，斯文.赫定是一位专业的探险家与地理学家，他的成就也要从这个角度来衡量;他的政治见解与取向并不是他的专长，也未必有影响当时世界的力量。而做為一个探险家，他很多的时间在争取「经济赞助」，结交权贵在所难免，「误交匪类」也是交游满天下的典型「副作用」，看他的「探险家生涯」也许毋庸斤斤於他的其他平凡见解与生活。
事实上，以我的想法，探险家常常是思想简单、意志坚强的人(也许「阿拉伯的劳伦斯」是个例外);在他们的「行动」之外，要追求其「思想」的深度，有时不免失望。探险家在探险之外做出其他惊人之举的，史上并不罕见;像一九○四年带兵入西藏的杨赫斯本(Francis Younghusband, 1863-1942)，虽然进拉萨迫达赖喇嘛十三世订立城下之盟，自己却在回程成了密宗的信徒，后半生致力於神秘经验的追求，甚至几位喇嘛带回英国与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辩论。
我们要认识那一个杨赫斯本?如果指的是探险家杨赫斯本，后半生的思想也许不一定是清楚的路径，反有可能是知识的迷宫了。
对斯文.赫定的了解，恐怕也可以这样想;虽然《我的探险生涯》之后，探险家仍有「生涯」，但对「清明时期」的斯文.赫定的了解，仍然可以这本书所叙述的生涯為準。这本书，道道地地是一位探险家的自述;从他童年时如何被北极探险家们所吸引(赫定是瑞典人，他的家乡盛產极地探险家)，如何立志成為探险家，如何命运把他带往东方，愈带愈远，先是在俄属中亚的活动，然后就入新疆与西藏，成為这个地区的探险代表人物。他的生命，他的知识，他的力量，全部贡献在这个广大的地区;世人对这个地区的认识，乃至於「丝路」这个称谓，都来自於这位终身致力於探险的英雄。斯文.赫定终身未婚，有人问他何故，他答说：「我已与中国结了婚。」他的终身志业，在这句话裡可以求得而知。
重温一个逝去的时代，寻求一个逝去的典型，阅读一本好看的探险作品，斯文.赫定的作品，实在是再具代表性不过了。此书虽然出版在七、八十年前，但那轻快的叙述节奏，那奇异的风光地景，那迷人的无限勇气，仍然让我们可以著迷於卷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