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倾听底层：我们如何讲述苦难》
作者：郭于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
“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历史，每个人的苦难都有历史的力量，每个人的历史都弥足珍贵，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遗忘。”
本书主要采用人类学田野作业和口述历史方法相结合的方式，描述和探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作为社会下层的普通人——农民（包括农村女性和老人）、农民工、城市失业下岗工人等群体的生活经历和实践活动。
郭于华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相对于“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他们努力致力于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历史（making history from everyday life of common people），即记录和重现“苦难”的历史，使“苦难”经历的讲述成为一种历史证明，为千百万底层人民的生存作见证。
12、《再造城民：旧城改造与都市运动中的国家与个人》
作者：施芸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6月
“旧城的再造”与“公民的生产”两部分前后呼应，既记录了城市化初期的两段重要历史，又展现出社会变迁中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形塑。
《再造城民》从社会心理学入手，梳理了中国式造城运动中的市民维-权行动，个体如何一步步从大一统、包容性的社会结构进入边界清晰、追求主体平等的历程。
13、《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
作者：张鹂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
当代中国转型民族志，北京丰台“浙江村”（已消失）样本。
一个典型的外地人口社区的发展、繁荣、拆除、重建、迁徙，温州人在北京城郊争夺生存空间、合法化身份、私有经济的“流动的现代化”战争，《城市里的陌生人》展现了后mao时代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以及私人社会空间对传统管理制度的挑战。
美籍华人、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人类学教授张鹂挑战了“市场胜利、国家撤退”的简化论，强调要从更复杂的日常实践和持续的变迁去理解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
今天，全球化的“温州人”早已不再是城市里的陌生人，但人口流动所引发的空间、社会关系重构，街区生态、庇护政治等问题仍然在不幸魔幻重复上演。
人类学家当然不是绝对“客观”知识的生产者，囿于其自身学科训练、生活经历、文化旨趣的差异，一千个民族志作者眼中就有一千个岛屿、村庄、厂矿、街区。但明确这一前提，并不是为了彻底废弃民族志研究方法，而是促使写作者本人对自身写作的限度以及“作者”这一身份保持清醒的认识。
好的民族志，并不因其所描述的现象的“过时”而失去意义。对历史断面的饱满叙述，本身就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实现跨文化的相互理解。
14、《国与家之间：上海邻里的市民团体与社区运动的民族志》
作者：朱健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1月
本书以上海里弄为例，从人类学民族志的视角描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邻里中市民团体、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等的演变过程。
朱健刚现任教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他认为这些市民团体和邻里运动推动了公共空间的产生，构成了基层参与网络、居民相互信任的关系以及普遍互惠的规范。这些组织和行动一方面表达着国家权-力的渗透，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对国家权力的抵制和扭曲。这种依赖和自治的双重特征使得这些地方性组织和“社会运动的日常形式”并不具备西方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要素，但是这些抗争在被国家权-力吸纳的同时，也促进了地方权-力话语和实践的改变。
15、《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
作者：吕途
法律出版社2013年1月
“中国新工人”三部曲，社会学博士的公益实践。
吕途在北京皮村（已消失）的工友之家，给免费工人大学的学员授课、参加同心农园的集体劳动，访谈了一百多个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打工者，从“新工人”群体（不叫“农民工”或“外来务工者”）微观的故事来反映他/她们在城市待不下、却也回不去农村的迷失状态。
作者认为，迷失是崛起的前奏，中国新工人的主体意识正在觉醒，他们的未来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一路走过来，回顾这三本书，我看到了自己的思路：《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预期是直面现实、认识现实、从一个个个体看到群体和社会结构的现实，这是认识和思考的基础；
《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的预期是思考方向与出路、思考价值观、从一个个个体的命运和选择思考社会的命运和选择，这决定个体和社会的未来；
《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的预期是焕发生命的力量，谱写个体命运和社会历史的交响曲和变奏曲。面对现实、继承历史、有了方向，个体才能发挥出生命的力量，社会才有希望。
16、《大工地：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
作者：潘毅、卢晖临、张慧鹏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
“中国奇迹”背后的劳工大军，21世纪的《包身工》。
三位社会学者两年深入工地、访谈工人并随工人返乡，访问了近百户建筑工人家庭，用锐利的眼光和详实的资料揭露了建筑工人——这个在农民工中规模最大、往往受到伤害也最多的群体经历着怎样的生存图景。
截至2008年，中国的建筑工人将近四千万，他们几乎都处在分包劳动体制内（奴隶制被废除之后最邪恶的劳动体制），处于“开发商-建筑公司-劳务公司-包工头-带工-建筑工人”食物链的最低端，过着没有安全保障、没有尊严、吃住糟糕、苛刻的罚款条件、不靠谱的劳动保险、经常被欠薪的生活。
潘毅还与团队合作，对富士康的工人生存及苹果产业链做了四年的调研。
“大工地”上的人们用血汗建造了高楼大厦，自己却在繁华城市消失了——消费不起，也不被社会关注。他们还有很多辛酸，尤其是留守儿童问题。
中国的产业劳动者大多来自跨地区之间流动的农民工，国家通过户籍制度以及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安排使得农民工在制度层面上就被设置了在城市安家的障碍。
农民工身份的模糊性，使得国家和全球资本在其劳动身份上获益的同时，可以名正言顺地逃避任何有利于其劳动力再生产的福利支出和成本……城市只需要他们的劳动力，却不想承担他们在城市生活的各种公共福利，甚至不给他们永久居住的权利。
备受推崇的非虚构大师盖·特立斯的成名作《被仰望与被遗忘的》，第二部分《大桥》记录了韦拉扎诺大桥的流动修桥工的生活，这些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冒着生命危险，“把一个个的地方用大桥连接起来了，可他们自己的生活却支离破碎。”
中国充斥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太缺乏“被仰望与被记忆的”。
17、《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
作者：潘毅
九州出版社2011年4月
关于打工者主体的权力、欲望与抗争的民族志，也是关于打工妹的政治经济学。
潘毅是国际知名学者、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劳工、性别及文化政治、全球化及跨境研究，早年以研究珠三角的女工闻名，2005年凭著作《中国制造：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获美国C.Wright Mills奖。
她持续关注、访谈女工，揭示了打工妹在国家、资本主义和家庭父权制三重压迫的夹缝中艰难求生，由于性别差异、城乡差异、地区分化而遭到劳动剥削和社会歧视：户籍制度束缚她们的流动，生产机器榨取她们的劳动力，她们必须结婚成家最后又回到父权制文化的压制中。
18、《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
作者：廉思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
国家级课题《潜在危机：中国“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项目，曾经震撼全国的“蚁族”群体栖居的唐家岭（已消失）早就改头换面了。
《蚁族》有一个细节：在一个租住房里，调查人员发现了两本书，一本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另一本是余华的《活着》。
“蚁族”是对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形象概括，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特征是“群体高知”、“失业”、“群居”，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比普通人有着更令人堪忧的现状、无法释怀的青春梦想。
19、《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作者：项飚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8月
关于北京服装产业聚集群“浙江村”最早的人类学研究，每逢清退事件总被提及。
从1992年起，还在北大读大二的温州学生项飙走进北京南郊大红门的“浙江村”，用课余时间做田野调查，经过十个多月蹲点，写出《北京“浙江村”调查——一个社会转型中自发城市化群体的初步研究》，获得“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学术作品大赛二等奖；项飙就读研究生时继续研究这个课题，写成硕士论文《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2000)》。
该书全面深入研究“浙江村”的形成、结构、运作、变迁，它作为不被北京接纳的“非正规经济”是如何推动社会变化的，描述“浙江村”与周边村镇、政府部门、大中型国企的互动，各方面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以及对策。
项飚现在是英国牛津大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牛津社会与文化人类学院研究员，专攻人口流动、移民劳工和经济变迁的研究，例如义乌小商品市场、印度IT民工、东北移民等，其博士论文《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2012)》获得人类学界的重要奖项安东尼·利兹奖。
